展览“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杰作”（Fantastic Visions: 100 Years of Surrealism from the 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中，达利、马格利特、恩斯特、米罗、贾科梅蒂、坦宁、瑞明顿、卡林顿等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们，为浦东美术馆的观众们带来了难能一见的超现实主义原作真迹，更不乏《龙虾电话》、《世纪传奇》、《母性》等艺术家经典代表作。

　　本次展览集聚超现实主义正式宣告以来跨越百年的杰作精品，颠覆逻辑、天马行空的作品深受各年龄层观众们的喜爱，既让孩子们获得全新的艺术启示与鼓舞，也让大朋友们重拾睽违已久的创作乐趣。

　　目前展览已进入闭幕倒计时，百余件珍作即将结束它们的首次中国之行，欢迎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来亲眼一睹一个世纪前的艺术家们脑洞大开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吧！

　　随着1939年二战的爆发，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团体逐渐解体，艺术家或流亡海外，或各自回国。本期推送，我们将跟随展览动线前往第三单元展厅，认识两位新艺术家，她们是超现实主义领域的著名女艺术家多萝西娅·坦宁、利奥诺拉·卡林顿。

　　二战期间，布勒东、达利、杜尚、恩斯特、唐吉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纽约，推动这座城市成为超现实主义重镇。一些美国本土艺术家虽然不算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成员，但他们也共享着团体的许多信念和技法，同时又将难以自抑的美国个性带入自己的作品。

　　战后，尽管艺术界的变化翻天覆地，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仍持续创作出重要的创新作品。本单元也展示了达利和马格利特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幅画作，它们都展现出艺术家创造“震慑人心之美”的能力丝毫未减。

　　多萝西娅·坦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可以算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1936年，纽约举办的“奇幻艺术、达达与超现实主义”展览对她带来影响，此后她开始以超现实主义风格作画。她的作品吸引了马克斯·恩斯特的目光，两人于1946年结婚。

　　坦宁的丈夫恩斯特养了一条名叫“卡奇纳”的阿普索犬，这条狗原本属于恩斯特的前妻佩吉·古根海姆。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了恩斯特与古根海姆离婚协议的一部分，因而也成为恩斯特和坦宁的情感象征。

　　这条狗曾出现在坦宁的多幅作品中，但在《生活画》中却呈现出一种新的绘画方式——毛茸茸，十分柔软，极富触感。这是一幅关于支配的图像、还是关于爱和保护的图像？或许，兼而有之。这是坦宁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并悬挂在她的书桌上方。

　　坦宁对触感、质地和形式十分感兴趣，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创作“软雕塑”。这把从古董椅改造而成的超现实主义雕塑曾经放在她纽约的公寓里，原本椅子是她在法国生活时所拥有的。1979年回到美国后不久，她用动物印花织物对椅子进行了重新包覆，还加上了一条尾巴。

　　当被问及《原始座椅》的创作灵感时，坦宁诙谐地答道：“我还剩下一些材料，于是就给它加了条尾巴。”《原始座椅》介于家居用品和艺术品之间，邀请观众思考日常物品中蕴含的超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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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一抹标志性翘胡形象的萨尔瓦多·达利，是西班牙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更被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封为普波尔侯爵，他并不是超现实主义的创始者，但无疑是该领域中最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达利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与对超现实主义的狂热爱好，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例如编撰书籍《显见的女子》与《隐藏的面孔》等、为芭蕾舞剧编写剧本以及服装与舞台设计、和路易斯·布努埃尔合作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与飞利浦·哈尔斯曼一同探索摄影，以及对金石珠宝设计也非常感兴趣。他的一生是多产的，如今西班牙菲格雷斯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两个博物馆便专门展示了他的创作。

　　自达利发展出“偏执狂批判法”来重新诠释现实，他就开始在自己的绘画中引入双重或多重图像。战后时期，对核战争的恐惧弥漫全球，达利对核物理开启的关于世界如何构造的新视角非常着迷。

　　终其一生，达利都是拉斐尔等古典艺术大师的忠实信徒，这幅画中的圣母头像，与罗马万神殿的内部结构融为一体，两者都是闻名遐迩、亘古不变的文化象征。圣母头像爆炸成旋风般的细小碎片，这些碎片由达利痴迷的另一个素材构成：犀牛角——因其以对数螺旋的方式生长，被视为神圣的起源之物。达利以此联想独角兽和贞洁，实现与圣母玛利亚形象的互文。

　　利奥诺拉·卡林顿是一位出生于英国、入籍于墨西哥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和小说家。1942年，卡林顿移居墨西哥，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她的导师兼朋友，阿根廷裔意大利艺术家Léonor Fini 形容其“从来都不是超现实主义者，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在一次晚宴上，卡林顿邂逅了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并坠入爱河，当时她只有20岁，还在伦敦的艺术学校读书。1937年，两人移居巴黎；在那里，卡林顿结识了许多超现实主义团体的重要成员。1938年1月，她的一些新画作在巴黎参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

　　在绘画和短篇小说中，卡林顿都用马来代表另一个自我。恩斯特也有另一个自我的形象，是一只类似鸟的形象，他称为“洛普洛普”。

　　在这幅画中，条纹长袜和羽毛斗篷皆暗指鸟。他手里提着一盏灯笼，里面有一匹小马。画面含义语焉不详：这匹马可能在引领恩斯特前行，也可能被困于笼中任人摆布。这幅画捕捉到了两人当时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心理。

　　二战的爆发实质上终结了两人的关系。恩斯特先是被作为“敌国公民”囚禁，后来又被投入监狱。卡林顿从法国逃往西班牙，在严重的精神压力下住进了医院。最终，两人都逃往纽约，互相交换了彼此的肖像画，卡林顿将这幅作品送给了恩斯特。

　　提起那顶举世闻名的圆顶礼帽，比利时艺术家雷尼·马格利特的名字即刻浮现眼前，这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史上的璀璨之星。他笔下的白鸽、绿苹果、烟斗、云朵等诙谐又引人深思的经典符号，时至今日也持续影响着当代艺术与广告设计行业的发展，他的肖像与作品《Golconda》曾被印于500比利时法郎货币上。

　　他的绘画在看似不合逻辑的场景中呈现出令人意外的真实感。通过篡改比例并将不相关的物体并置于出人意料的环境中，艺术家颠覆了逻辑。战后，他继续创造各种视觉谜题，以传统的幻想方式来描绘这些图像，让不可能的梦中图像显得无比真实。

　　这是马格利特职业生涯中期创作的一幅重要作品（是4个版本中尺寸最大的一幅）。在这幅画中，马格利特以尺幅和材质作为游戏的对象，用石头“做”一把看起来十分普通的椅子。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一把巨大的椅子，就像一座石碑；而另一把似乎为正常尺寸，叠放在这把巨型椅子上面。

　　面对这幅画，我们不禁被两个方向所吸引：双眼所见应当是可信的；但同时，理性思维又告诉我们，所见是不真实的。